“今天,我们关注到几个令人瞩目的数据,2001-2006年间,在世界5000多个科学前沿中,将近500个前沿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在世界近5万篇前沿研究论文中,有近千篇论文是中国科学家主持或参与的。作为2007年度汤姆森路透卓越研究奖的获得者,请您们以从事的研究领域为例,以世界同行为背景,谈一谈今天中国基础研究处在什么位置、处于什么阶段?有何优势和不足?”
5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科学前沿-中国卓越研究奖暨科学引文中国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文献计量学专家金碧辉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本次会议向24篇中国论文颁发了“中国卓越研究奖”,并邀请其中7位作者作为论坛的嘉宾,他们是兰州大学教授王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龚流柱、北京大学教授陈清、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裕启、北京大学教授顾镇南、上海东华大学的何吉欢教授,以及宁波大学教授楼森岳。
“结合我个人的工作,谈差距,差距肯定是有的。”他说,“我从事的两个方向的工作都属于有化催化领域,我们的工作是在2002年开展的,论文发表在2003年。在这个新兴的领域,大家比较公认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2000年,这篇论文最先提出了有化催化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它的引用次数是560次,我们论文的引用次数只有197次,从数据能够准确的看出差距,这个差距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这是很大的差距。”
他强调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是一个原则。做出最原创的东西、最先提出概念的人就是这一个领域的领袖,今天,我们这样的领域的领袖在德国和美国,不在亚洲。我们只是在这样的领域中做出比较有特点的工作,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重视,我只有这么评价我们的工作。”
中国的优势在哪里呢,他说:“首先,这几年国家重视,投入很大;第二,优秀的人力资本,这几年很多在发达国家的人才纷纷回来,尤其是年轻人,起点很高,但在人力资源中还有一个不平衡的难点:我们的研究队伍博士后的力量稍微弱了一些,好的博士后都到国外去了。”他相信随着国家投入的增加和博士后待遇的提高,几年后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善。
陈裕启说,中国人足够聪明来做科学研究,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并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从基础和传统来说,我们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还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位置,一个比较落后的状态。但也不要那么悲观,我个人觉得,我以前也有很成功的人才培养例子,如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科学家。”
金碧辉向顾镇南提问:“作为处于研究一线的科学家,您认为中国科学要在世界科学前沿做出更大贡献,目前存在哪些问题、还需要创造哪些条件?”
顾镇南认为,这些年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比较多,钱大概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仪器现在也不是一个问题,像北京大学高等院校,现在仪器连一些外国学校也比较羡慕。“现在关键是我们未来科技要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人才,要不断培养出好的人才,21世纪对科技人才的要求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面临很大问题。”
“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是今天的科研骨干,他们现在基本上是50岁以上的人了,再过10年、15年,怎么培育出一批尖子、怎么组织尖子队伍,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我希望教委和研究生院能重视这个问题。”
他还指出,目前国家的创新能力还是不足,从科学转化到生产力的研究也很不够。“我是做纳米管的,我们国家做纳米管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当然很好,但我们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够。去年12月,我到台湾参观位于当地的菲利浦公司,这家公司有两年年产30吨的塔在生产纳米材料,我感到很吃惊,荷兰这家公司可把科研前沿转到生产力,我感到应该在方面重视对研究生的培养。”
一流研究需要一流人才做出来的,但陈裕启强调:“有了人才之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才处于什么状态?”
“并不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做出最好的工作。像理论物理这一行集中了全世界非常聪明的一批人,但最后真正做出大成就的人也是非常少的。我个人觉得,不只是要有人才,人才处于什么状态也是很重要的因素。真正好的工作,是人处于很高灵感的状态、处于激发态时做出来的。制定政策很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把优秀人才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新的科研中去,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科研政策就很成功了。”
“我们今天的环境多少还是有些浮躁,今天申请基金、明天评奖或评职称,不可能将全部精力都放在科研上,这时人就不能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这也许是我们今后有待解决的问题。”
他很担心目前中小学生的教育:“今天中小学生的状态决定了10-20年后我国科研力量的素质,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是培育不出一流人才和优秀人才。”
顾镇南则担心研究生教育,认为这方面受到时的重视更如基础教育多:“我认为现在学校普及,像北京大学这样一类大学收了好多奥林匹克的尖子,以及各省市考生中的第一名,怎么把这些高材生真正培养成科学尖子,是这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教育问题。”
“科学顶峰的人才怎么培养?北大也进行了许多改革,但问题还是很多,研究生不只是做科研,做科研是后面的事,他们必须有很好的基础课程,如果没有很好的基础,很难面对未来。如何培养这些人才是研究生导师们更注重的问题,不只是出一篇好的论文就很高兴,培养一个好的研究生更高兴。如果要追求卓越、爬到科研前沿,就要不断地培养新人才。”
图片说明:北京大学顾镇南在回答问题,左起:兰州大学教授王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龚流柱、宁波大学教授楼森岳、北京大学教授陈清、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裕启;右一,上海东华大学的何吉欢教授。
今天,,即使在身在兰州,王锐也能同步获得国际同行的信息,对此他感受良多:“兰州地处祖国的大西北,过去万维网没有普及,不能及时查阅资料信息是我们科研工作中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十多年前的一个经历让他记忆忧新。
1994年11月,他到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意外得知这两天出版的《自然》和《科学》将同步报道法国和瑞士两个研究小组的最新发现,这正是他的研究小组正在做的工作,想到回兰州后根本就没有这些资料,他派了一个学生于12月赶到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一直等到1995年1月份才拿到上年度11月份的《自然》和《科学》,赶快复印后送到我手上。而一直到了1995年6月,这两份杂志的影印本才到达兰州,整整慢了半年多。”
“现在有了网络,信息几乎与国际同行同步,这对我们跟踪前沿也好、与国际同行合作或竞争也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网络给科学家带来了福音,我们确实感觉到它对科研的贡献。”
他因此特别注意在信息方面对学生的培养,“兰州大学在信息建议上投了很多钱,我要求学生们每周一早晨要汇报上周的工作,每周六下午要讲本周看到的最新文献,每个学生都讲,这样就可以听到很多,我还要求学生每两周翻译一篇文章,这样一年下来,他们在本领域找到30多篇非常好的文章,马上知道同行在做什么。”
除了及时信息之外,他还通过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来把握热点。走出去就是鼓励教授和学生都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请进来就是将领域中的著名教授和研究人员请到大学做报告。
学生让王锐感到自豪:“这篇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博士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和德国洪堡大学做博士后,现在正在美国做第三博士后,我们在做研究时也培养了人。”
陈清教授和合作者的获奖关于氧化钛系列纳米管的生长和结构的研究。“当初选择氧化钛这个材料是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能源材料,”她说,“但论文发表后被许多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所引用,才发现这种新结构在其它方面也有很多用途,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这个重要成果是怎么取得的呢?“有几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陈清说,“我们的许多研究人员都非常优秀,会花很多时间做很细致研究工作,但首先是清楚哪些问题是重要的,是整个领域里大家都非常关心而且对整个科学界来讲都是意义重大的事,如果将时间花在这些问题上,效率就会高一些。做不太重要的材料,可能也会花很多时间,但最后的影响未来大。”
“另一方面,就是不要迷信别人的结论。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打破了日本人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们说这样长出来的是二氧化钛管,但因为我们在结构方面有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经过认真研究,发现不是二氧化钛管,而是一种新材料,由此,我们等于说开创了一个新领域。”
“第三,就是设想要比较大胆一些,但求证要非常小心。我们中国有非常聪明的人,有非常奇妙的想法,但最后必须非常小心地求证这些想法,有些结果实际上就是在小心求证过程中发现的;第四,就是要有很好的积累,同样的问题,摆在一个没有积累的人的眼前,或许他做不出这个结果;最后一点就是要沉得下来,别太急功近利,创新需要积累、需要时间,并不是说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一定是创新、一定重要。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很多,重要的是分辨哪些是重要、关键的问题。”
何吉欢的前沿是自己闯出来的。他的本科专业是工程机械,硕士学位是机械专业,博士学位是叶轮机气动力学,上海东华大学后从事纺织研究。“当时我对纺织是一点都不懂,重新学习最起码也得5-10年,还可能学不到什么前沿的东西,怎么办?怎么把路走出去?”他说。
“根据自己力学和数学基础比较好的特点,再结合现代纺织的一些特点,我找到一个热点,像金字塔一样慢慢建立起来,这是一个蛮长的过程。但是,走别人没有走的路,可能走了很长时间后再回头看,什么都没有,这个情况很多,比如学生做一个实践,回头对我说:实验失败了,我说,实践不可能失败,是我们的理论失败了,我们要跨出去,看有什么问题或什么因素没有考虑到,不断探索,在这样的领域里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他认为交叉学科容易出现前沿方向,但交叉学科也是最难的,“最难的情况是大家没有勇气,你有勇气就跨出去,跨出去了,前沿就出来了。”
何吉欢的观点得到楼森岳的认可。楼森岳的专业是理论物理,但他会招计算机专业、数学专业和气象专业的博士后,“通过长期的合作发现,学科交叉能发现一些前沿的重要问题。”同时强调要有扎实的数理基础,“许多重大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为物理规律的描述,要求解方程,做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是很难的,所以我说基础问题也是前沿问题。如果在数学物理的基础问题上有突破,那么一定会对人类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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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关注到几个令人瞩目的数据,2001-2006年间,在世界5000多个科学前沿中,将近500个前沿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在世界近5万篇前沿研究论文中,有近千篇论文是中国科学家主持或参与的。作为2007年度汤姆森路透卓越研究奖的获得者,请您们以从事的研究领域为例,以世界同行为背景,谈一谈今天中国基础研究处在什么位置、处于什么阶段?有何优势和不足?”
5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科学前沿-中国卓越研究奖暨科学引文中国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文献计量学专家金碧辉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本次会议向24篇中国论文颁发了“中国卓越研究奖”,并邀请其中7位作者作为论坛的嘉宾,他们是兰州大学教授王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龚流柱、北京大学教授陈清、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裕启、北京大学教授顾镇南、上海东华大学的何吉欢教授,以及宁波大学教授楼森岳。
“结合我个人的工作,谈差距,差距肯定是有的。”他说,“我从事的两个方向的工作都属于有化催化领域,我们的工作是在2002年开展的,论文发表在2003年。在这个新兴的领域,大家比较公认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2000年,这篇论文最先提出了有化催化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它的引用次数是560次,我们论文的引用次数只有197次,从数据能够准确的看出差距,这个差距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这是很大的差距。”
他强调基础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是一个原则。做出最原创的东西、最先提出概念的人就是这一个领域的领袖,今天,我们这样的领域的领袖在德国和美国,不在亚洲。我们只是在这样的领域中做出比较有特点的工作,引起了国际同行的重视,我只有这么评价我们的工作。”
中国的优势在哪里呢,他说:“首先,这几年国家重视,投入很大;第二,优秀的人力资本,这几年很多在发达国家的人才纷纷回来,尤其是年轻人,起点很高,但在人力资源中还有一个不平衡的难点:我们的研究队伍博士后的力量稍微弱了一些,好的博士后都到国外去了。”他相信随着国家投入的增加和博士后待遇的提高,几年后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善。
陈裕启说,中国人足够聪明来做科学研究,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并不在中国,而是在西方。“从基础和传统来说,我们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还处于一个比较弱势的位置,一个比较落后的状态。但也不要那么悲观,我个人觉得,我以前也有很成功的人才培养例子,如西南联大培养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科学家。”
金碧辉向顾镇南提问:“作为处于研究一线的科学家,您认为中国科学要在世界科学前沿做出更大贡献,目前存在哪些问题、还需要创造哪些条件?”
顾镇南认为,这些年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比较多,钱大概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仪器现在也不是一个问题,像北京大学高等院校,现在仪器连一些外国学校也比较羡慕。“现在关键是我们未来科技要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人才,要不断培养出好的人才,21世纪对科技人才的要求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面临很大问题。”
“20世纪80年代毕业的研究生是今天的科研骨干,他们现在基本上是50岁以上的人了,再过10年、15年,怎么培育出一批尖子、怎么组织尖子队伍,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我希望教委和研究生院能重视这个问题。”
他还指出,目前国家的创新能力还是不足,从科学转化到生产力的研究也很不够。“我是做纳米管的,我们国家做纳米管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当然很好,但我们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够。去年12月,我到台湾参观位于当地的菲利浦公司,这家公司有两年年产30吨的塔在生产纳米材料,我感到很吃惊,荷兰这家公司可把科研前沿转到生产力,我感到应该在方面重视对研究生的培养。”
一流研究需要一流人才做出来的,但陈裕启强调:“有了人才之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人才处于什么状态?”
“并不是最聪明的人才能做出最好的工作。像理论物理这一行集中了全世界非常聪明的一批人,但最后真正做出大成就的人也是非常少的。我个人觉得,不只是要有人才,人才处于什么状态也是很重要的因素。真正好的工作,是人处于很高灵感的状态、处于激发态时做出来的。制定政策很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把优秀人才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新的科研中去,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科研政策就很成功了。”
“我们今天的环境多少还是有些浮躁,今天申请基金、明天评奖或评职称,不可能将全部精力都放在科研上,这时人就不能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这也许是我们今后有待解决的问题。”
他很担心目前中小学生的教育:“今天中小学生的状态决定了10-20年后我国科研力量的素质,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是培育不出一流人才和优秀人才。”
顾镇南则担心研究生教育,认为这方面受到时的重视更如基础教育多:“我认为现在学校普及,像北京大学这样一类大学收了好多奥林匹克的尖子,以及各省市考生中的第一名,怎么把这些高材生真正培养成科学尖子,是这当前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教育问题。”
“科学顶峰的人才怎么培养?北大也进行了许多改革,但问题还是很多,研究生不只是做科研,做科研是后面的事,他们必须有很好的基础课程,如果没有很好的基础,很难面对未来。如何培养这些人才是研究生导师们更注重的问题,不只是出一篇好的论文就很高兴,培养一个好的研究生更高兴。如果要追求卓越、爬到科研前沿,就要不断地培养新人才。”
图片说明:北京大学顾镇南在回答问题,左起:兰州大学教授王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龚流柱、宁波大学教授楼森岳、北京大学教授陈清、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裕启;右一,上海东华大学的何吉欢教授。
今天,,即使在身在兰州,王锐也能同步获得国际同行的信息,对此他感受良多:“兰州地处祖国的大西北,过去万维网没有普及,不能及时查阅资料信息是我们科研工作中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十多年前的一个经历让他记忆忧新。
1994年11月,他到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意外得知这两天出版的《自然》和《科学》将同步报道法国和瑞士两个研究小组的最新发现,这正是他的研究小组正在做的工作,想到回兰州后根本就没有这些资料,他派了一个学生于12月赶到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一直等到1995年1月份才拿到上年度11月份的《自然》和《科学》,赶快复印后送到我手上。而一直到了1995年6月,这两份杂志的影印本才到达兰州,整整慢了半年多。”
“现在有了网络,信息几乎与国际同行同步,这对我们跟踪前沿也好、与国际同行合作或竞争也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网络给科学家带来了福音,我们确实感觉到它对科研的贡献。”
他因此特别注意在信息方面对学生的培养,“兰州大学在信息建议上投了很多钱,我要求学生们每周一早晨要汇报上周的工作,每周六下午要讲本周看到的最新文献,每个学生都讲,这样就可以听到很多,我还要求学生每两周翻译一篇文章,这样一年下来,他们在本领域找到30多篇非常好的文章,马上知道同行在做什么。”
除了及时信息之外,他还通过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来把握热点。走出去就是鼓励教授和学生都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请进来就是将领域中的著名教授和研究人员请到大学做报告。
学生让王锐感到自豪:“这篇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博士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和德国洪堡大学做博士后,现在正在美国做第三博士后,我们在做研究时也培养了人。”
陈清教授和合作者的获奖关于氧化钛系列纳米管的生长和结构的研究。“当初选择氧化钛这个材料是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能源材料,”她说,“但论文发表后被许多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所引用,才发现这种新结构在其它方面也有很多用途,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
这个重要成果是怎么取得的呢?“有几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陈清说,“我们的许多研究人员都非常优秀,会花很多时间做很细致研究工作,但首先是清楚哪些问题是重要的,是整个领域里大家都非常关心而且对整个科学界来讲都是意义重大的事,如果将时间花在这些问题上,效率就会高一些。做不太重要的材料,可能也会花很多时间,但最后的影响未来大。”
“另一方面,就是不要迷信别人的结论。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打破了日本人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们说这样长出来的是二氧化钛管,但因为我们在结构方面有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经过认真研究,发现不是二氧化钛管,而是一种新材料,由此,我们等于说开创了一个新领域。”
“第三,就是设想要比较大胆一些,但求证要非常小心。我们中国有非常聪明的人,有非常奇妙的想法,但最后必须非常小心地求证这些想法,有些结果实际上就是在小心求证过程中发现的;第四,就是要有很好的积累,同样的问题,摆在一个没有积累的人的眼前,或许他做不出这个结果;最后一点就是要沉得下来,别太急功近利,创新需要积累、需要时间,并不是说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一定是创新、一定重要。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很多,重要的是分辨哪些是重要、关键的问题。”
何吉欢的前沿是自己闯出来的。他的本科专业是工程机械,硕士学位是机械专业,博士学位是叶轮机气动力学,上海东华大学后从事纺织研究。“当时我对纺织是一点都不懂,重新学习最起码也得5-10年,还可能学不到什么前沿的东西,怎么办?怎么把路走出去?”他说。
“根据自己力学和数学基础比较好的特点,再结合现代纺织的一些特点,我找到一个热点,像金字塔一样慢慢建立起来,这是一个蛮长的过程。但是,走别人没有走的路,可能走了很长时间后再回头看,什么都没有,这个情况很多,比如学生做一个实践,回头对我说:实验失败了,我说,实践不可能失败,是我们的理论失败了,我们要跨出去,看有什么问题或什么因素没有考虑到,不断探索,在这样的领域里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他认为交叉学科容易出现前沿方向,但交叉学科也是最难的,“最难的情况是大家没有勇气,你有勇气就跨出去,跨出去了,前沿就出来了。”
何吉欢的观点得到楼森岳的认可。楼森岳的专业是理论物理,但他会招计算机专业、数学专业和气象专业的博士后,“通过长期的合作发现,学科交叉能发现一些前沿的重要问题。”同时强调要有扎实的数理基础,“许多重大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为物理规律的描述,要求解方程,做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是很难的,所以我说基础问题也是前沿问题。如果在数学物理的基础问题上有突破,那么一定会对人类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