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针对核心问题“来源国劣势下后发跨国企业如何明智的选择并购后整合战略”展开讨论。研究将重点放在组织层面，从组织身份视角来探索来源国劣势的微观作用机制，提出“组织身份不对称”的构念，深入探索后发企业跨国并购如何明智的选择整合战略来应对组织身份不对称和并购动机产生的“自治—协调”困境，以及双重身份管理时的“隔离—整合”难题。研究之后发现来源国劣势具有组织异质性，最终的“净劣势”集中体现在后发跨国公司与被收购企业组织身份不对称上。进一步，组织身份不对称会导致后发跨国公司在与海外被收购企业的二元关系中“合作伙伴合法性”缺失，给协调和学习带来压力。为解决上述压力，后发跨国公司会通过实施不相同整合战略、设计安排不同的协调机制来对两种身份来管理以应对挑战、满足并购动机。由此，本文归纳出来源国劣势与组织身份不对称，组织身份不对称、并购动机和整合战略选择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得到一个整合框架。

  摘要：随企业创新活动的不断深入，管理者如何感知和应对悖论，从而进行相对有效的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本文从意义建构视角出发，以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理论分析建构出管理者悖论应对策略选择的具体过程。研究之后发现：（1）当管理者进行矛盾处理时，能采用整合型和分离型两种应对策略。（2）管理者对于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影响其悖论应对策略选择。当管理者对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不平衡，将采取分离式悖论应对策略；当对竞争需求的注意力配置平衡时，管理者的悖论应对策略选择受到资源冗余程度的影响。（3）当注意力配置均衡时，管理者受资源冗余或匮乏两类情形影响会呈现出两种不同应对策略。当组织资源冗余时，管理者对于组织悖论感知较弱，会形成分离型悖论应对策略；而资源匮乏时，管理者对组织悖论的感知较强，但所采取的悖论应对策略受悖论思维的影响。（4）当管理者悖论的感知较强时，若管理者具有悖论思维，并产生积极型应对倾向，将采取整合型应对策略；若管理者不具有悖论思维，将产生防御型悖论应对倾向，采取分离型应对策略。本文研究成果丰富了领导行为相关理论，同时对管理者应对组织悖论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悖论感知 悖论思维 注意力分配 资源冗余 分离型应对策略 整合型应对策略

  摘要：制造业企业转型为平台组织后，平台核心宜以什么样的结构来为企业内部大规模开展的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客制化支持？本文以海尔集团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典型小微企业在创业不同阶段与所嵌入各阶平台及其他关联平台互动过程的归纳分析，探究平台组织的构成、界面规则和在创业需求个异化条件下结构功能关系的实现机制。由多个异构、互补的低阶子平台以系统“自然生成”的层级关系嵌套于高阶平台中而构成的平台组织是非集成化系统，具有模块化解构的深度、广度和多样性特征，且纵横向关联上遵从中等强度、人工响应的界面咬合规则，是一种“超模块化”复杂自适应系统，能够以客制化方式提供所需的创业支持。本研究通过刻画和分析大规模的公司内部支持创业小微的平台组织的总体结构和作用机理，丰富和发展平台组织理论，并为传统制造业企业向平台型企业转型提供组织变革方案设计启示。

  摘要：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以连续创业者10年创业经历为纵向研究案例，基于事件系统理论深入探索创业者创业能力形成的过程机理，并揭示创业活动的差异、创业者自我效能感、创业认知、创业学习对该形成过程的影响。研究之后发现：事件空间、强度影响连续创业者的创业认知模式支配地位，创业者在被动性事件中倾向于采用分析式认知模式识别创业机会，采用直觉式认知模式发现创业资源，通过创造主动性事件在行动学习中利用创业机会，在经验学习中获取并管理创业资源；创业自我效能感能够调节创业者认知模式的转变，创业学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主动性事件对创业能力的提升效果；连续创业过程中，被动性和主动性事件的交互作用形成创业能力提升的正反馈，被动性事件变少、主动性事件变多，创业能力得以巩固。研究结论对创业者如何在复杂事件环境中提升创业能力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摘要：既有消费者参与研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领先用户等特殊消费者，本文基于两家互联网服装企业的案例研究之后发现，大数据应用为普通消费者参与企业研发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本文据此提出消费者数据化参与研发的概念，从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视角构建了大数据环境下普通消费者数据化参与研发的理论框架，着重探讨：（1）普通消费者如何参与研发；（2）不同设计理念的企业怎么来实现普通消费者参与的研发创新。研究根据结果得出，大数据环境下普通消费者通过数据化方式参与研发，企业通过对消费的人大数据的利用，使研发决策从依靠人的经验判断转变为依靠人与数据的结合，以此来实现研发创新。具体而言，秉持用户导向的企业形成了数据驱动型研发创新，秉持设计师导向的企业形成了数据支持型研发创新。由此，将消费者参与研发的研究从特殊消费者扩展到普通消费者从而形成理论创新，为探讨大数据环境下企业与消费者价值共创提供新的洞见。

  摘要：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构建适宜的联结组合能使创业者从关系组合带来的资源组合效应中获益并收获成长。但已有研究大多拘泥于探讨联结组合结构特征对绩效的直接影响，未能从资源组合角度挖掘联结组合结构与绩效间的内在机理。本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联合依赖与非对称依赖的双重视角，建构联结组合“结构—资源—绩效”的影响机制。利用嵌入式单案例研究之后发现：为客服初创期较弱的联合依赖和较高的非对称依赖，青春期创业企业建立追加式资源组合增强联合依赖，创业企业绩效较低。从青春期到成长期，创业企业建立互补式与追加式并举的资源组合以降低非对称依赖，创业企业绩效较高。从成长期到发展期，创业企业建立大范围的互补式资源组合替代追加式资源组合以降低两种依赖，创业企业绩效最高。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跨国企业万向集团1994~2015 年在美国的纵向案例研究，打开了后发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获取并维持合法性以克服来源国劣势的过程黑箱。本研究分析了关键海外子公司合法性战略选择的动态演化，并着重探讨了各阶段合法性战略选择的情境条件、集团内部的结构模式以及克服来源国劣势的作用机制。本文发现，在后发情境下海外子公司将反应型和前摄型两类合法性战略在不同阶段进行动态切换能有效地获取并维持在东道国的合法性，同时焦点企业针对合法性战略选择与总部和其他子公司形成不同的耦合结构模式，在演化过程中战略选择和结构模式分别通过直接获取机制和间接维持机制克服来源国劣势。本研究基于后发跨国企业情境，通过探索合法性战略的演化为合法性理论做贡献。

  摘要：尽管复杂组织管控难以适用某种划一的“理想”模式已成为共识，但相关研究仍停留在权变原理层面上。本文将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用于跨案例比较分析中，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角色及其与管控方式的匹配关系进行了构型研究。首先借鉴“MOA”（动机—能力—机会）框架从海外子公司设立动机、学习能力与当地环境机会三维度结合的角度，构建了一个用以系统分析子公司角色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区分出“执行者”、“当地调适者”、“业务重组者”、“能力重构者”、“停滞者”、“观察者”、“引领者”和“创新平台”8种角色类型；在海外子公司角色普遍性分类的基础上，以主导性和合作性两种行为结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企业内部和跨企业两层的多子公司案例比较，以QCA 条件构型具体解释了不一样角色与管控方式的适配效应。研究表明，子公司角色与分权程度不同的管控方式之间有差异化匹配关系，并且管控模式界定越细致，越利于子公司实现稳定的行为结果。本文丰富和拓展了海外子公司管理理论，推动了复杂组织构型研究的发展，并为跨国企业通过角色分类差异化处理母子公司关系提供了实践指导。

  （1 宁波大学商学院、浙江万里学院 2 中国计量大学 34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中国企业正在从追赶到超越追赶，甚至走到创新前沿，面临从“追赶者”到“领导者”转型的挑战。双元性学习组合了探索与利用两种不同学习的优势，因而成为后发企业突破超越追赶困境的关键机制。本文通过海天集团1994~2015年技术追赶过程的纵向案例分析，发现后发企业由追赶到超越追赶再到创新前沿转型的过程中，双元性学习由“分隔型双元”向“过渡型双元”再向“自洽型双元”演化，同时技术体制多样性提供的技术方向、市场空间多层次性提供的需求支撑，以及企业能力累积性提供的平台基础共同驱动了这一演进过程。研究结论深化了对后发企业从追赶到创新前沿转型机制的理解，也从双元性学习视角为后发企业追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机制。

  摘要：基于组织生态学理论，本文对中国农村电商创业ECO中的新创企业成长过程进行了质性研究，提出了新创企业生成的印记因素及生态位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过程模型，揭示了在初始条件约束和自然选择压力下新创企业的成长机理。研究之后发现：诱发创业者创建企业及持续影响其成长的印记因素包括市场空间的成长性、自身资源禀赋以及创业者特性；这些初始印记因素影响新创企业的战略偏向，包括目标定位，经营结构与盈利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所处的生态位；在面对生态位选择机制时，先进入的新创企业囿于初始印记效应不愿改变其生态位，更倾向于采用制度化策略维护既有生态位，后发企业则会通过差异化策略寻求生态位分离。研究结论明晰了在一个创业ECO中，带有不同阶段初始印记的新创企业在相互竞争生态位过程中的不同成长路径，并引致企业整体（种群）层面的演化。

  摘要：品牌生态圈已经在实业界得到高度关注和广泛实践，但关于品牌生态圈的构建及成长的研究仍较为匮乏。本研究基于云南白药集团1999~2015年品牌发展历史分析，探讨品牌生态圈的成长路径及其背后的机理。通过一系列分析，本研究得出品牌生态圈的成长路径可分为聚焦产品核心功能拓展的主打产品族群培育阶段、聚焦核心品牌跨界创新的品牌族群培育阶段、聚焦平台建设的品牌生态圈构建阶段，运行机制包括自修复机制、自分化机制和自适应机制，并由此构建了品牌生态圈成长路径及其机理模型。研究之后发现：（1）品牌生态圈的本质是自修复机制、自分化机制和自适应机制下的品牌关系整合平台，并基于这三大机制处理各类品牌关系。（2）品牌生态圈的成长过程也是企业核心能力从低阶到高阶跃迁并最终基于品牌生态圈运行机制演变为自适应演化能力的过程。（3）构建品牌生态圈的目的是形成系统性的竞争优势，包括产品层面以技术整合能力为支撑的强势主打产品竞争优势，品牌层面以跨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为支撑的强势品牌竞争优势，品牌族群层面以品牌战略协同能力为支撑的品牌协同效应，品牌生态圈层面以自适应演化能力为支撑的持久竞争优势。

  摘要：互联网环境下的企业营销正在逐渐从以产品为核心转向以消费者为核心。尽管现有研究提出了服务主导逻辑与价值共创的思想，但对企业与消费者交易产生的价值提供模式如何转变为企业与消费者合作产生的价值共创模式缺乏理论探讨。本文基于服务主导逻辑和动态能力理论，通过对两家案例企业的比较分析发现：（1）企业与消费者拥有的互补性异质资源构成推动面向价值共创营销转型的资源基础；（2）企业与消费者合作演化形成的协同演化动态能力构成推动面向价值共创营销转型的能力基础，具体由识别资源、共享资源和对接资源3种能力构成；（3）企业与意见领袖、平民化中心两类特殊消费者的协同演化，构成两种营销转型路径：一是与意见领袖合作构建交易媒介，强化普通消费者的能力信任，二是与平民化中心合作构建交流媒介，提升普通消费者的情感信任。由此，本文基于协同演化视角提出了企业营销转型实现机制的理论框架，强化了服务主导逻辑下企业与特殊消费者的价值共创理论研究，并使企业与消费者协同演化动态能力理论在企业营销转型领域得到深化和推进。结论对于互联网环境下企业营销转型实践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协同演化动态能力 营销转型 服务主导逻辑 价值共创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